中国第一城市群，又一次“抢跑”了
文|凯风
大城市群，即将连成一体。
京津冀城市群，正在打破“边界”。
日前，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盾构施工进入新阶段，标志着北京首条跨省地铁建设进入全面加速阶段，有望于2025年开通，届时“北三县”将融入北京半小时交通圈。
跨城跨省地铁，历来被认为是都市圈和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标志之一，更是视为城市地理边界趋于消失的信号。
借助高铁、城际铁路，京津冀正在形成“1小时交通圈”，成为全国唯一实现“市市通高铁”的城市群。
十四五时期，我国共规划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，其中包括京津冀、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城市群，迄今只有京津冀完成了高铁拼图。
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底，京津冀三省市高铁里程2575公里，实现对20万人口以上城市全覆盖，高铁覆盖京津冀所有地级市，快速推进半小时、1小时城际交通圈发展。
当然，交通一体化，只是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初级目标。
人流、物流的互联互通，在现代社会早已不成问题。但在数字经济时代，体量更大、流动性更强、覆盖范围更广的信息流、数据流，正在带动城市群内产业网络、知识网络、城镇空间网络的调整。
打造一个数据顺畅流通的数字城市网络，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如今，在在京津冀地区，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。
日前，在2023年服贸会上，京津冀政务协同服务创新论坛召开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三地大数据中心等有关部门与会，分享了数据发展、政务协同数字基础设施等建设。
种种信号表明，京津冀正在以一个整体参与城市竞争和国际博弈。
这背后，继全国首个协同发展示范区之后，京津冀城市群又扛起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、示范区的大旗。
定位之高，既再次凸显了京津冀城市群之于全国的重要意义，又对三地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
面对这一重任，今年7月，京津冀三省市联合组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，在京正式揭牌成立，全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。
这意味着，京津冀城市群，正在从协同发展迈向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，城市群建设步入深水区。
京津冀，离真正的一体化还有多远？
说起城市群的一体化，国际上的纽约、东京等湾区，国内的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往往被视为典型。
而京津冀地区则存在行政力量分割、区域经济差距较大、产业结构失衡、城市互联互通不足的争议。
事实上，在京津冀成为十八大后出台的首个区域重大战略之前，这些问题的确存在，但近年来，京津冀进步之大、融合之快、一体化发展程度之深，丝毫不弱于其他城市群。
且不说京津冀的“1小时交通圈”走在全国前列，单论北京对津冀地区的产业、央企总部和教育资源的转移规模，放在全国都绝无仅有。
同样，北京正在向全国疏解央企总部和一流高校，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最大的受益者同样是京津冀城市群。
目前，已有4家央企总部从北京迁往雄安新区，而北京科技大学、北京交通大学等4所高校也将疏解到雄安。
而作为全国创新实力最强的城市，北京向津冀等地转移的不只是产业、企业和高校，还有不计其数的知识产权和创新溢出。
每年数千亿元的投资、数百亿元的技术合同转移、数千家企业的迁移，无不是城市群融合的体现，也是打破区域差距的不二选择，更成为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基础。
然而，“硬件”层面的互联互通或许不成问题，但与国际城市群相比，无论是京津冀，还是长三角、大湾区，“软件”层面的互联互通仍有很大提升空间。
世界级城市群，无不以“一体化”为最终目标。而城市群的一体化，说到底是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知识流和数据流等要素的联通。
无论是传统的人口流动、产业转移和企业迁移，抑或无处不在的资金流动，乃至新兴的技术合同转移、知识产权交易和产业协同发展，都超出了既有的行政边界和地理边界，给城市治理和区域发展带来全新挑战。
无论是政务层面的跨省通办，还是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，都成了当务之急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京津冀产业转移步入深水区，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将研发总部放在北京，服务中心移师天津，而制造基地布局在河北，形成“北京研发，天津服务，河北生产”的全新产业格局。
这意味着传统以行政区划界定的GDP、财税模式或许已经不合时宜，如何打造新的共享分成机制就成了关键。跨省域的产业协同，呼唤跨区域的高效协同平台。
同样，与传统实体经济不同，数字经济正在以跨国家、跨区域、跨行业的突出优势席卷全球。
北京是全国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而津冀坐拥大量传统产业，如何通过数字赋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，将京津冀打造成为“数实融合”的新高地，也成了必须应对的挑战。
总之，无论对于单个城市，还是都市圈或城市群来说，过去 “各自为政、条块分割、烟囱林立、信息孤岛”式的管理方式早已不合时宜。
在数字经济时代，城市群要想迈向更深层次的一体化，数字治理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
城市巨变背后，城市治理不可能原地踏步。
从物理城市到数字城市，从传统政府到数字政府，从单个城市单个部门的条块治理，到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行业的整合，乃至城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就成了必然。
走在这场历史性变革最前列的，正是以京津冀、长三角和大湾区为代表的世界级城市群。
作为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超大城市，北京下辖“16+1”区，覆盖市、区、街、居四级架构，仅市级单位就有100多个，加上区级及基层单位更是不计其数。为了运行好超大城市，便捷、高效的政务协同是一个强需求。
在遇到冬奥会、服贸会等重大活动，以及面临突如其来的防汛救灾等突发事件时，传统的政务处理模式的局限性体现得更为明显，如何打造一个上下贯通、横纵协同、快速通达的“一网政务”系统更就显得至关重要。
面对这一难题，北京探索出了自己的方案：京办。
这一由北京市和京东云联合打造的综合政务办公平台，打破了区域、层级、部门、业务之间的分割，解决了超大体量城市面临的政务协同需求，给全国输出了“北京样板”。
在这个平台上，每天都有上千万条消息的收发，累计创建协同文档超过100万篇，无论是“一网通办”还是“一网通管”，都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应。
如果说“京办”为超大特大城市数字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，那么雄安新区“数字孪生城市”的探索，更为未来城市描摹出一片新天地。
由于发展飞速，中国各类城市普遍都存在大大小小的“城市病”，人口膨胀、交通拥堵、住房紧张、环境污染，不一而足。
不同的是，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、上海浦东新区之后，我国又一个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新区，雄安新区堪称平地起高楼，直接在“一张白纸”上描摹未来，在中国城市史上，首次开启了“数字城市”与“物理城市”齐头并进、同频共振的探索。
雄安新区“数字孪生城市”的核心，可概括为“一中心四平台”：雄安城市计算中心、块数据平台、物联网平台、视频一张网平台、数字雄安CIM平台。
而作为核心平台之一的块数据平台，正是由京东云承建的。
这一平台犹如强大的基座，承载起政务数据、社会数据、市场数据等形形色色的数据，让政务、安全、交通、医疗、物流等领域的应用都能此生长、发展，最终实现整个新区全要素数字化和孪生化。
数字孪生城市虽然是新概念，但继雄安新区之后，全国已有十多个城市将之作为建设目标，致力于在有形的城市之上，建立起一个对应的数字孪生城市。
其实，无论是“京办”还是“块数据平台”，解决的不只是单个城市或新区的数字治理难题，更能广泛应用于都市圈、城市群乃至更广泛的区域。
2023服贸会首日，在京津冀政务协同服务创新论坛上，京东云分享了以“京办”为入口、以智能城市操作系统为底座，立体化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思路。
业界期待这一思路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新的助力。
这一设想的出现，并非偶然，而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必然，也是京津冀一体化绕不开的选择。
既然一个城市跨层级、跨部门、跨业务的政务协同不成问题，那么跨城市、跨区域、跨行业的政务协同，除了行政分割之外，并不存在什么技术障碍。
众所周知，京津冀一体化的使命，就在于打破行政分割和地理分割，以“一盘棋”的思维、“握指成拳”的理念，打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引领区、示范区。
事实上，京津冀地区已经率先做出探索。今年5月，京津冀签署大数据发展战略合作协议，遵循“资源共享、业务协同、优势互补”的原则，加强大数据领域合作。
大数据领域合作，最为核心的就是跨区域的数据要素的流通，以及跨城市的政务协同。
有了三地立足于一体化的共识，京东云在多个城市已经完成布局的数字城市系统，加上“京办”等相对成熟的平台，京津冀数字城市建设有望再次走在全国前列。
京津冀的数字城市探索，能否广泛复制？
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，我国的行政区划之多同样冠绝全球。根据最新统计年鉴，中国共有300多个地级市、2800多个区县以及3.5万个乡镇，仅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就有600多座。
这些城市，既有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超大特大城市，也有以唐山、南昌、兰州、徐州为代表的普通大城市，以及数百个各式各样的中小城市。
区位优势不同，资源禀赋有别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，不同城市之间的发展自然大相径庭，城市基本面可谓千差万别。
千城千面，这是中国城市的常态，也给了城市的数字治理带来新的难题。
北京和雄安新区的数字城市，即使可在地缘相近、人缘相亲、文化相通的京津冀城市群得以复制，但何以推广到全国？
事实上，京东云的数字城市实践，并不局限京津冀地区，而是遍布全国大江南北。
在长三角的江苏南通市，一个以“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”为名的智能城市平台，已经实现“一个中心管全域、一个号码管受理、一个APP管服务、一个网格管治理、一个平台管监管”的治理新模式。
在中部的江西新余市，借助“城市大脑”，新余在数字政府领域刷出了如同淄博一样的存在感，率先建立起“五网融合”的数字治理新样板，实现城市状态一网感知、城市数据一网共享、城市治理一网统管、政府运行一网协同、政务服务一网通办。
在北方的山西大同市，这座素以“煤都”著称的传统城市，同样借助“五网融合”，变得会越来越科技范，不仅成了山西省第一批新型智能城市试点市，更荣获工信部2022年度数字政府典型案例，为北方能源城市数字转型树立新的榜样。
在超大特大城市上海和苏州，在省域副中心城市安徽芜湖，在中小城市河南鹤壁、在“电商名城”江苏宿迁……这套以“五网融合”为特色的数字城市，几乎畅行无阻。
究其原因，在不同地区的数字城市背后，都有来自京东云的同一套理论和技术的支撑：城市知识体系、城市智能操作系统。
城市是复杂的，关乎城市的“知识”也是多面的，既有人、地、事、物、组织等多种实体，也有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，更不乏时间、空间带来的高频变化。
所以，数字城市，天然就面临着城市系统定制化成本高、数据缺乏标准化两大痛点，这也导致许多地方的数字城市建设呈现碎片化、重复建设等问题。
面对这一现实，在服务100座城市发展中，京东云通过前沿的城市计算技术，有创造性地将城市方方面面的“知识”整合起来。
通过结构性和量化，把共性部分抽象为“人、地、事、物、组织”5类实体，以及它们之间组成的关系（25种同类实体关系和52种相互实体关系），通过数据和系统的标准化、结构化、体系化，表达和满足不同业务的定制化需求，实现数据的高效利用，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城市知识体系。
换言之，虽然每一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个性，但城市运转背后都有着共同的原理，城市治理也都有着共同的指向，一国之内不同城市的政务、交通、文化、产业治理有着相似的运行逻辑，这就为城市知识体系的横空出世奠定基础。
这套模式在千万人口大市适用，在新兴城区更是无往而不利，在大量的中小城市也可推而广之。
同样，在单个城市可以实现跨部门、跨层级的政务协同，在都市圈和城市群内同样可以实现跨城市、跨产业的数字治理，为城市竞争、都市圈融合、城市群一体化带来无尽可能。
目前，中国正在迎来新一轮城市大洗牌，而数字经济正是重塑城市格局的重要力量之一。谁能抓住这一变革机遇，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走在前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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